熟悉孙宏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亲和且没有架子的老板。
有次，为了搞定一个文旅项目，孙老板居然请当地的村长喝酒。旁边的员工看不下去了，觉得他好歹是一位身家百亿的老板，和大领导打交道就行了，何必浪费时间在村长身上？于是，他提醒老板不必这么客气，反正下次也见不着了。
谁料，孙宏斌回了句：就是下次见不着了，才要给人面子。
对芝麻官尚且如此，对股东更没的说。每次融创开股东会，他都亲力亲为，甚至愿意回答诸如“投乐视究竟亏了多少钱”这类尖锐的问题，大方承认亏了160多亿，然后恳请股东以后别再提乐视了。
这样的老板，在论资排辈的中国商界并不多见。
但2022年融创暴雷后，或许是觉得无颜面对股东，孙宏斌连续两年缺席了股东大会，引发外界一系列不好的猜想。其中一个传言是，孙宏斌已很少到公司，身边的安保人数从两个增加到了三个。
就在大家还在猜孙宏斌要“隐身”到什么时候时，上个月底，他突然高调出现在股东大会上，且神情自若地与众股东打招呼，很难想象他经营的是一家随时有清盘风险的房企。
孙宏斌之所以敢露面的，原因无外乎负债处理得差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就是“融创已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公开资料显示，经过与外国债权人的协商，孙宏斌提出的“债转股”方案，在两周内获得通过，一举解决了680亿的负债。加上年初解决的154亿国内债，今年融创已累计减债834亿，且5年内不再有兑付压力，基本“上岸”了。
在其他房企还在为了化债焦头烂额之际，孙宏斌究竟有什么魔力，竟能说服债权人同意他的方案？
四个字：孤注一掷。
孙宏斌给外国债权人的方案堪称“粗暴”，只有一个选择：把手中的债券按照6.8港元或3.85港元的价格统统转成股票，6.8元转的，无需锁仓，3.85元转的，需锁仓18-30个月。听上去还不错，但看了融创现在的股价，估计债权人就笑不出来了：仅1.5港元！
换言之，如果他们转股后立刻变现，将蒙受78%的损失，相当于借人100元，仅拿回22元。
如此亏本的买卖，为何外国债权人会答应？
据商业自媒体“蔚然先声”分析，主要原因出在外国人缺少有效的追讨手段。与其闹得鱼死网破，大家一起“沉船”，不如相信孙宏斌这个人，相信他能把股价抬到6块8。
所以说，平时给人面子，积累好口碑，到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
对外人很亲和的孙老板，对下属则很严厉，骂人时经常会夹带不好的口头语。融创暴雷后，孙宏斌将责任归咎于华北区老总迟迅和西南区老总商羽经营不力上。
比如，暴雷前，融创定下的年销售目标是7000亿，西南区自告奋勇报了个3000亿，主动挑起了销售大梁。结果，暴雷后一算账，西南区一共就卖了90多亿！仅完成目标额的3%，华北区也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孙宏斌当着众人的面儿，将迟迅骂了一通，场面颇为尴尬。商羽也同步被调离西南区，回总部担任投资总裁。可能是怕被骂，商羽离开昆明后，没有回总部上过一天班，不久就传出人已去了美国的消息。
其实融创暴雷，多少也与孙宏斌个人误判上有关，2021年融创有关部门向他提交了一份行业研究报告，谨慎地提出要收缩，但孙宏斌没有听，在给分公司开会时，他强调的只有两个字：“拿地！拿地！拿地！”
这才有了华北区和西南区不顾一切地抢地。楼市遇冷后，这些抢的地全砸在了自己手里，转化成负债，并在未来几年里不断减值。
以西南区为例，由于孙宏斌很看好云南的旅游业，便与“大地主”环球合作，斥资152亿接过了相当于72个故宫面积的开发区。
问题是，在土地转让前，环球这家房企已把能卖的住宅全卖了，留下的净是商业区、度假村、产业园等需要大额投入的配套设施。
孙宏斌迎难而上，让西南区的人梳理开发节奏。在规划时，西南区惊奇地发现：大多数能开发的土地，都在环保要求极高的风景区内！属于动一草一木都需要严格审批的区域。
盖了20多年“快楼”的商羽哪见过这阵仗，便向孙宏斌求援，希望老板能来云南疏通下关系。谁料，即使一向给人面子的孙宏斌在酒桌上与对方吵了起来，也没解决问题，不能动就是不能动，这是原则问题。
最后，孙宏斌不得不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把云南难以开发的土地转了过去，以减轻负债。
在前几天的股东大会上，有股东问孙宏斌接下来的打算。
孙宏斌承诺将收缩战线，聚焦一二线城市，打造高品质的产品，这或许标志着激进扩张时代的终结。
此外，手握1.27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孙宏斌面临的是一场更为困难的“去库存”战役——在存量市场中寻找生机。
融创在“上岸”后能否成功转型，不仅关乎其自身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观察中国房企能否从“高负债、快周转”模式转向“稳经营、重品质”阶段的一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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