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一位开国中将，曾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顾问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因彭德怀将军的冤案而受到牵连，导致其党内外职务被剥夺，并被下放到陕西进行劳动改造。直至1979年，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作者：万毅
1959年7月，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际，我尚未参与其中。当时，我滞留于北京，专注于国防科委的日常事务处理。彼时，我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兼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之职。
那是一个盛夏七月中旬的日子，宋任穷同志莅临国防科委，前来拜访我。彼时，他身为负责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肩负着主管核工业的重任。
他透露，苏联以与美、英等国家就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谈判为借口，突然中断了对我国供应核工业相关图纸与资料，此举严重扰乱了我们既定的计划安排。宋任穷同志因此感到十分焦虑。
我深知此事举足轻重，因此建议他毅然前往庐山，亲自向与会者如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高级将领汇报情况。
鉴于国防科委肩负日常战备值班等众多事务，我本无意前往庐山，然而宋任穷同志坚决希望我一同前往，我不得已与他同机抵达九江，再换乘汽车登上了庐山。
宋任穷
7月15日，我们抵达庐山。首先，我们向聂帅进行了详细汇报，随后，聂帅亦与我们一同前往彭总的住处。
鉴于7月14日，彭总方才致信毛主席，一封后来引发广泛关注的信件，因此在我们的工作讨论结束后，他顺理成章地提及了给主席写信的经过，并就“大跃进”过程中涌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我听了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且补充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类口号，是否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呢？”
正因为那件事，我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我的检讨书甚至被收录进会议的正式文件中。
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来函上题名《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并附注：“请各位同志参阅。”
会议决定将讨论时间延长，此前未曾出席的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亦被紧急召回庐山。宋任穷同志及我亦被留场，继续参与会议。
原先按大区分配的六组，组长人选保持不变，而组员则进行了跨区域穿插式的重新编配。
宋任穷同志被分配至第一组，并荣任副组长之职；而我则归属于第六组，由欧阳钦同志担任组长，副组长一职则由江渭清同志与张国华同志共同担纲。
庐山会议的初期阶段，即我们未曾参与的七月上半月会议期间，各小组围绕学习、形势、任务等十余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据悉，当时会议氛围颇为轻松，因而被戏称为“神仙会”。
毛泽东在庐山
在毛主席的批示指引下，小组进行了重新划分，与会人员的阵容也随之扩大，这预示着会议的气氛逐渐生变。然而，当时我并未察觉到这一微妙的变化。
在小组讨论的首日，即7月17日清晨，毛主席的批示与彭总的来信恰巧送达，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
起初，众多同志未能领会毛主席号召大家展开讨论的深意，更未料及这一讨论竟演变为一场席卷阶级的风暴。因此，在17日至22日的六天时间里，大多数人对彭总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且有众多人分享了诸多相似的事例。
在第六组讨论中，张国华同志分享了其爱人返回江西省探亲期间目睹的乡村问题；而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同志则就手工业领域内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阐述。
董必武、聂荣臻二位同志于第六组参与讨论时，对彭总的来信亦未发表任何批评意见。
我仍清晰记得，在青海省，唯有省委书记一人，对彭总的观点持有异议，他宣称其地小麦的单产高达7000余斤。
7月22日的清晨，我们的讨论小组已迎来了第六日的热烈交流。在当日的会议上，我首次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我指出，在“大跃进”期间，“虚报浮夸的风气日益蔓延”，“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无限增产的论调”，我认为这“过分推崇精神的第一性”。
我说：
“在处理重点与一般、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未能做到全面贯彻，未能真正实现两条腿并行发展的策略；过分关注重点，却忽视了普遍性，过于追求速度，却忽略了效益的可持续性。”
我还讲到：
未能充分领会主席长期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的循序渐进工作方法。
部分人展现出前瞻性的思维，例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便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提出，作为未来思考的议题。然而，有些人却先行一步将其付诸实践，加之媒体的广泛宣传，这一行动很快便普及开来。
在比拼“卫星”的高度上，你显然高我一头，我心怀壮志，渴望超越。然而，有些口号的问世似乎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诸如“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之类的言论，便略显草率。
话已整理入会议简报。
在我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我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
彭德怀同志勇于提出他所思考的问题，这对会议的深入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的建议精神可嘉，体现出了赤胆忠诚的爱国之心。
审视过往的成果、识别存在的不足，乃至改正失误，其核心理念均值得肯定。然而，某些问题的阐述略显单薄，若能进一步阐述，加以深入分析，其中的症结便一目了然。
彼时，我对彭总的来信表达了基本赞同。未曾料想，正是这一表态，竟招致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起初，我的言辞并未引起众人的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当时多数人的观点与我相仿，只是尚未明确表达对彭总信函的支持。
在众多小组的讨论中，我们的第六组所面临的情况与它们相仿。众多同志纷纷发表意见，其中不少人的观点与彭总的见解不谋而合。
发言后次日，庐山风云突变。
7月23日的清晨，我们接到了一项通知，要求聆听主席的讲话。
步入小礼堂，众人所熟悉的氛围依旧。然而，毛主席仅言数语，便让整个气氛焕然一新。
他的讲话开头是这样的：
“大家已经谈论了这么久，能否让我分享大约一个小时的看法呢？”
服用了三次安眠药物，却依然难以入眠。我详读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审阅了相关文件，并与部分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心中逐渐浮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
他虽言及“此类人等，触之即有如触电般敏感，稍有不慎便似火山般喷发……他们只愿听闻赞誉之词，对恶言恶语则避之唯恐不及”。话锋迅速转向另一倾向。
他说：
“当前，党内外风声鹤唳，各种右派言论纷至沓来。江西党校作为党内的一股力量，却有人暗中散布右派观点、摇摆不定……”
此番会议乃内部与外部联动之策，然遗憾的是，庐山之地域有限，未能将诸位悉数邀请。诸如江西党校的罗隆基、陈铭枢等，亦因住所空间所限，未能莅临。”
面对“大跃进”运动以来涌现的诸多难题，毛主席曾言：
不过，那个时期猪肉供应短缺，发夹变得稀缺，肥皂亦难寻觅，各类物资比例失衡，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均呈现出紧张态势，人们的心理也因此变得紧绷。
我并不觉得有何可紧张之事。纵然我有所紧张，那也是虚妄之言。在深夜时分，你或许会紧张不安，但一旦服用安眠药，便能迅速平复紧张情绪……
我们或许暂时与群众有所疏离，但这不过是短暂的，大约仅需两三个月的时间。诚然，我们身上带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但相较于以往，这种情绪已大为减弱。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这种热情的态度，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我认为不能这么断言。关键在于，人们不过是希望拥有更多、追求更快一些罢了。
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毛主席言辞严厉。
“若他人无挑衅于我，我自当守身正道，不先行主动。但若有人先对我行不轨，那我亦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应对措施，坚守此原则，绝不妥协。”
他严厉警告说：
“他们重蹈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那些犯错的同志的覆辙，将自己推向了右派的边缘，仅一步之遥，便差了三十公里的距离。”
听闻此言，我不禁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起的那场反右派运动，心中不禁感到震撼。
散会后，我步出小礼堂。目送彭总伫立门外，毛主席步出小礼堂之际，彭总便疾步上前，紧挨着毛主席身旁，以诚挚的语气言道：
“主席大人，在下乃您的学生，若所言失当，愿您不吝赐教，当面予以指正。不知为何，您要采取如此方式？”
毛主席的脚步未曾稍歇，面露沉色，径自转身离去。
此刻，我立于一侧，彭总的言语清晰入耳。
此时，林彪正站在我身边，他紧握着一棵小树的枝条，面无表情，难以窥见他的真实心态。
毛主席于7月23日的演讲，彻底转变了会议的主题与氛围，原本旨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庐山会议，转而演变成一场针对彭总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彭总顿时成为了众人的攻击目标。
因曾对彭总的信表示赞同，我很快便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批判。
自23日以来，围绕批彭议题的小组讨论持续展开，历时整整一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圆满落幕。紧随其后，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随即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列席代表，其人数几乎是前次会议的两倍。
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明会议议题有两个：
一是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进行修订，这一任务相对较为简便。
二是路线问题，主题即此。
他说：
抵达庐山之后，部分游客纷纷提出对民主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坦言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因畏惧言辞的后果而噤若寒蝉，倍感压力之重。
起初我对此事颇感困惑，不明所以，不明白人们所指的不民主究竟是指何事。回顾前半月，我们举办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神仙会”，期间气氛轻松，并未感受到任何紧张局势。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有些人之所以感到缺乏自由，实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松散无度的状态未能带给他们足够的满足感。
他们渴望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并寻求对总路线进行批判的宽松环境，实则意图对总路线进行攻击和破坏。他们以对去年的工作进行批判为主，同时对今年的工作亦不吝批评之词。声称去年的工作全面失当。
1957年，不是有人呼吁实行广泛的民主、充分的言论自由、大胆的发表意见和深入的辩论吗？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分裂的趋势。
在去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我曾提及，潜在的危机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全球战争的爆发；二是党内的分裂现象。当时，这些危机尚未露出明显的端倪。然而，时至今日，此类迹象已逐渐显现。
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把彭总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
循着既定基调，各小组依次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批评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彭德怀的那封书信，而是广泛地扩展至诸多相关议题。
一方面涉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数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政治斗争中所谓“路线错误”的清算。
另一方面，着重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并对那些在前期会议中发表过“不当”言论的个人进行揭露和批判。我是被批判的对象。
于8月7日的小组会议中，我不得不违心地进行了一次检查。然而，在谈及与彭德怀的关系时，我依旧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给出了详尽的解释。
我说：
我与彭德怀同志的交往，除公事之外，并未在佳节时分独自拜访过他的住所。唯一的一次在他家就餐，也是因讨论工作事宜。
1955年，我作为出国代表团的顾问，朱可夫将军赠送了我一台象征和平的收音机。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他慷慨地予以了满足。若论及物质上的笼络，这或许是我所唯一经历的一次，然而，这却是出于我个人的主动请求。
于八届八中全会的重要会议中，我身为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有幸获得了一次发言的机遇，意欲对小组会上的发言进行一番阐释。
然而，我话音未落，当天负责主持会议的西南大区某位领导便打断了我的话语。
“万毅不得发言，因其态度不端，且未对所涉问题作出交代。”
我只好坐下了。
坐在我身旁的薄一波同志，似乎觉得领导的话语略显生硬，遂言道：
“万毅同志，去军委会发言！”
当时，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的迹象已愈发显著。
8月16日，八中全会结束当日。在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之际，会场的氛围变得异常凝重，仿佛万马齐喑，寂静无声。毛主席宣读完决议之后，询问是否有人提出异议，然而无人发言，亦未进行举手表决，决议便得以顺利通过。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在庐山圆满落幕。我与彭总乘坐一架飞机离开了庐山，途中曾在济南稍作停留。当我们于19日抵达北京时，以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精神为核心议题的军委扩大会议，已于前一天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会议汇聚了逾千名代表，其规模堪称空前。各军区的主要领导悉数出席，仅留下一人留守值班；各野战军及各省军区的军政首脑亦莅临现场；全军各师级以上单位亦均派出两位正职领导干部参与。
会议历时十天，在传达学习庐山会议的相关文件之后，将原有的十五个工作小组整合为两个规模庞大的综合小组。
第一综合小组，成员总数逾百七十人，其中尚不包括众多列席者。小组内，组长与副组长共计十数位，他们肩负着揭露与批判彭德怀的重任。
第二小组负责批露黄克诚问题。
与此同时，在首都北京，一场旨在揭露和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亦紧锣密鼓地召开。
湖南省委开会批判周小舟。
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同志接任彭总国防部长一职后，由他亲自主持。
在庐山会议的批判余波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的批评声浪持续高涨，此波浪潮更是在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延安保卫战、百团大战以及长征征程中不断蔓延。
循着8月11日毛主席在八中全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基调，彭总遭受指责，称其阶级立场三十余年来未曾转变，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初便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身份投身革命之中。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们竟然凭空捏造，给彭总安上了“通敌卖国”的恶名。
军委扩大会议持续至9月5日，随后会议划分为数个工作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和钟伟四位领导人展开了深入的揭批讨论。
邓华曾继彭德怀之后执掌志愿军帅印，彼时身兼副总参谋长及沈阳军区司令员双重要职。有传闻称，邓华与彭德怀关系颇为亲密，因而成为批判的风口浪尖。
洪学智接任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职，得益于他与彭德怀、黄克诚之间的深厚关系。尽管他对彭、黄二人的揭发不多，却也未能幸免，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当时执掌北京军区帅印的钟伟，不幸被指责为庇护黄克诚的行为。
我的揭发批判进一步深化。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有人指控我在西安事变期间，将东北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泄露给了东北军120师的师长赵毅。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际，我尚未加入党组织，因此绝不可能存在共产党员的名单。赵毅当时健在，他完全可以对此事作出明确的证词。
9月11日的午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全体会议，林彪同志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对我的党内及党外所有职务的撤销决定。
然而，批判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后，紧接着便召开了另一次批判大会，该会议汇聚了国防科委与装备计划部的全体干部，以及总参、总后等相关部门的代表，总计220人参与，持续时间长达25天。
结论是：
“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
1960年4月13日，我无奈地告别了军旅生涯，被调至陕西省，就任省建委副主任一职。半年之后，我的职责再次发生变动，我被任命为林业厅副厅长。自此，我在这一岗位上一待便是整整8年。
邓华、洪学智以及钟伟同志均遭受了免职处分。邓华同志被调至四川省，担任副省长的职务；洪学智同志则被降至吉林省，担任机械工业局的局长一职。
因彭、黄二人的牵连，我遭受了株连之苦，而国防科委以及装备计划部的诸多同仁亦因我而受到波及，其中有人遭受撤职之惩，也有人无奈之下选择了转业。
在那场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灾难中，我再次遭受了迫害。自1967年11月起，我受到了监护。在此之前，即1959年，我患上了青光眼。然而，在被监禁的前四年里，我的眼睛并未得到任何治疗，导致病情急剧恶化。到了1969年，我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直至1973年我获释，我的右眼视力也仅剩下了0.08。
“若无政治历史问题，则应予以妥善安排，鉴于他过往的贡献。”
自此，我方才获得恰当的安置。同年十月，我荣获任命，担任总后勤部顾问一职。然而，我的冤屈直到1979年十月方才得以彻底昭雪。
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并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极其严重的后果。
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展望未来，若我们能够深刻吸取这一历史经验，持续强化党和国家政治领域的民主机制建设，我坚信，我们的党与国家必将实现长治久安，并不断迈向繁荣昌盛。
【延伸阅读一】
万毅：七大上意外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4月23日，正当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在即到来的胜利前几个月，延安有幸迎来了一场喜庆的盛事。
延河之畔，成群结队的队伍正急速涌来，他们或骑骏马、或徒步疾行，面带微笑与岸边的陕北乡亲热情地打着招呼。乡亲们亦报以笑容，回应着这些匆匆赶路的来客。
“毛主席叫开会！”
“是啊，开会哩！”
队伍有人高声答话。
在老乡们的谈话中，“会”指的是即将在延安杨家岭隆重召开的中共七大。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定于下午举行，届时将有755名代表齐聚一堂，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他们共同代表着全党的121万名党员。此次大会的与会人数，也创下了我党历次党代会的历史新高。
应当指出，为筹备此次会议，党中央付出了诸多努力。
中共六大于1928年召开，与七大相隔长达十余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筹备工作经年累月，却因种种因素而屡次延期。
毋庸置疑，从后人的视角审视，中共七大不仅堪称一次圆满的会议，更蕴含着诸多创新之处。
一
七大会议的重中之重便是选拔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为确保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会议不惜推迟选举日期。
在选举环节，七大会议的辩论尤为激烈。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是，你所推荐的人选他人不认同，而他人推举的候选人亦未得到你的赞同，因此各方立场各异，争执不断。
更为关键的是，此次大会还有一个特别的壮举：
“自己可以选自己！”
正因如此，洋溢着开放与包容的会议氛围，来自十九个解放区的八个代表团经充分协商，共同拟定了一份人数超过数百的候选人名单。
此后，这份由数百人组成的名单被提交至大会，与会者们逐一进行讨论。经过数轮交流与讨论，名单上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了几位特定的名字上。
固然，由于各方意见不尽相同，分歧在所难免。
例如，在选举前夕，有人提出名单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数较多，而对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关照不足。毛主席对此意见给予了充分重视，并据此调整了名单，李井泉和陈光便是当时被撤下的代表。
李井泉坚定地表示，将无条件遵从中央的决策。然而，陈光心中却充满了疑惑。作为一名资历深厚的老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师长，在抗战时期更是115师的代理师长。如今却意外地出现在名单之上，这让他的心中难以释怀。怒火中烧之下，他甚至当天便没有进食晚餐。
“我哪对不起您了？”
当然，争议最大的莫过于王明。在选举初期，正是毛主席力主将他纳入名单之中，若非如此，王明势必将首先面临众人的淘汰。
毛主席多次做工作：
在任何一个集体中，成员们的思想观念各不相同，既有正确的见解，也不乏错误的看法，往往显得参差不齐。然而，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应当抱以宽容的心态。在家庭中，鲜有驱逐成员的例子。尽管不清楚阿Q的确切姓氏，却未曾听闻他遭遇过被开除家籍的境遇。
毛主席与任弼时率先为王明投下了赞成票，由此带动了多数人跟随，方能确保王明得以当选。然而，仍有少数人自始至终不愿为他投票，甚至于那些观点各异者亦为此互不相让，气氛紧张。
遗憾的是，王稼祥未能意外当选，毛泽东主席对此深感痛惜。他分析认为，王稼祥之所以在选票上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主要是由于他因病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毛主席嗣后亦曾告知他人，不久将至进行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届时他计划在会上着重阐述王稼祥同志的杰出贡献。
说到这里，尚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即便未出席大会的党员，亦具备成为候选人资格。
董必武，身为大后方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原本计划参会。然而，在会议进行之际，正值联合国大会召开。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董必武随同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荣幸地在《联合国宪章》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且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此外，陈谭秋，一位曾参与过一大的重要成员，亦在七大上荣任委员之列。遗憾的是，他未能亲自出席七大，那是因为他在新疆英勇牺牲，而与他一同捐躯的，还包括了毛主席的亲弟弟毛泽民。
二
1945年6月10日的午后，大会进行了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
无疑，得票呼声最高的当属陈赓。他拥有最为丰富的革命经历，个性又十分开朗，因此深受众人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采取的是差额选举制度。在选举过程中，若代表对某位候选人表示不认可，则可在其姓名旁标注一个“×”，同时附上他们认为合适的候选人姓名。
晋冀鲁豫代表团的王从吾虽未名列候选人名单，却意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成为唯一一位未经候选人提名而成功获选的成员。
在这33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中，万毅无疑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位。
万毅，并非出身于土地革命，而是历经参军磨砺的老红军战士。他早年隶属东北军，深受张学良将军的信赖。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万毅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痛斥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因而招致了国民党当局和部分反动军官的忌恨。
蒋介石当众对张学良说：
你团长（万毅）反动！
张学良不动声色地表示：
“委员长，我去处理！”
然而，事后张学良并未派遣人手逮捕万毅，反而秘密地对他进行了庇护。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因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而遭受拘禁。紧接着，东北军亦遭受了分裂与打压，而万毅则成为了一众东北军内部反动军官的攻击目标。
也因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加上在西安事变歉受到中共党组织影响，万毅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三月，万毅率领其部队抵达连云港，期间，中共长江局秘密调遣了80余名自高密撤退的抗日游击队员，将其融入该团。随后，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在张文海、谷牧的引荐下，万毅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鉴于万毅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中央特别批准，他得以免除参加党组织生活的规定。
自那时起，万毅在所隶属的部队中积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在宣扬抗战精神的同时，亦成功吸纳了一批怀揣志向的青年加入党的行列。在他所在的东北军第112师第334旅第667团，各营均设立了党组织。
在东北军中，万毅与爱国将领常恩多并肩作战，共同投身并主导了驱逐反动军长缪澄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
正因为如此，万毅于1941年2月17日不幸沦为东北军内部反动势力的阶下囚。在法庭上，他正气凛然，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强加于他的不实之罪。直至1942年8月，蒋介石企图将他置于死地之时，万毅成功从监牢中逃脱。
万毅在成功越狱后，迅速赶往我国滨海根据地。依照山东分局的指示，他返回东北军，负责组织与领导，以及改造脱离反动势力控制的第111师官兵。在常恩多师长不幸病逝后，万毅接任师长一职。
截至1944年10月20日，遵照山东军区的命令，新111师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同志担任该支队司令员。滨海支队此后亦跻身声誉卓著的四野38军的序列之中。
三
万毅未曾料到自己会在七大上被纳入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更没想到最终顺利当选。与他一同当选的黄克诚、谭政、粟裕、王震、宋任穷等同志，他们的入党时间均要早于他。
诸多资料甚至断言有确凿证据表明万毅出席了七大会议。
在此需作一番说明，万毅并未出席七大，实际与会者是吕正操。吕正操同样出身于东北军，他以晋绥军区的代表身份抵达延安，并参与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即七大的筹备会议。在那里，他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值得一提的是，吕正操亦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万毅所获票数竟逾吕正操，位居罗瑞卿、张宗逊、陈赓、萧劲光之上。
在七大召开之际，身为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的万毅正奋战在山东前线。由于战争年代通讯不畅，他并未得知七大会议的具体情况。
在时隔多年之后，万毅于其回忆录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得知该消息的经过。
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圆满落幕，而此时万毅正身在前线，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激烈交战。经过一个半月的不懈努力，他成功击溃了顽军张步云所率领的两个旅，迫使张步云及其部队被迫退守诸城，不敢轻易出城挑战。
亦是在七月的一个日子里，战事落幕之际，万毅与梁兴初——彼时担任滨海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在一处农舍的院落中共进餐。恰巧间，他们翻阅了《大众日报》这一山东省委的机关刊物，上面不仅宣告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闭幕的消息，还公布了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的名单。
梁兴初正聚精会神地翻阅报纸，其浓厚的兴趣随着视线一页页翻过。忽见文章末尾附有一份名单，于是他逐个地朗读起来。
有意思的是，因为印刷水平不过关，报纸上把“万毅”的名字写成了“万镊”，梁兴初读到这个名字后，还兴奋的拿给万毅看，还开玩笑似的打趣道：
“老万，注意了，中央委员中尚有同姓者。只要你努力不懈，同样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万毅的立场来看，他无疑期望自己能位列其中，然而当时他仅是将梁兴初的玩笑一笑了之，并未真正放在心上。
两人更没想到，事有后续。
自1945年9月起，《大众日报》发布了“更正启事”，其中指出“万镊”应为“万毅”的笔误，并对“万毅”同志表示敬意。直至此时，万毅同志方才意识到，自己已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这无疑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鉴于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总计不过77位，他们代表着全国120万党员，其选拔之严苛，可谓是百里挑一。
不久，组织正式下达了命令，宣告万毅同志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滨海支队亦特地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在七大上荣膺中央候补委员的殊荣，万毅的心情自然难以言表。作为一名出身于旧军队的同志，他的入党历程不过短短数年。尽管他在革命事业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即便如此，这些贡献亦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得以实现的。
“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党对我、对我们这支部队的信赖与厚望。因此，我必须以更加勤勉的学习态度，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全力以赴地完成党交付的每一项任务，决不辜负党的培育与期待。”
【延伸阅读二】
万毅战斗轶事
1944年11月23日，伪军李永平部对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率领的部队发起攻击。
万毅亲自观摩弹着点，随即下达指令，令重机枪开火。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骤然飞至，从他的右颊射入，左颊穿出，瞬间鲜血如泉涌，染红了脸庞。
万毅被转移至滨海支队的后方基地。陪同的医者药品匮乏，面临困境，无奈之中忧虑着可能遭受破伤风的侵袭。
得知消息后，罗荣桓立即派遣骑兵日夜兼程，行程逾百里，将一支极为宝贵的破伤风血清紧急送来。同时，他还派遣罗生特医生穿越封锁线，迅速赶到万毅身边，对其伤势进行检查并实施治疗。
罗生特检查后对万毅说：
万毅同志，请安心，您的伤痛将迅速得到康复。
然而，您需逐一将被打掉的七颗半颗牙齿的牙根取出，随后再安装假牙。这一过程不会干扰您进食，亦不会对您的容貌造成影响。
正相反，你将比以往更加迷人，因为你的面颊上将显现出一对由这次伤痕塑造出的迷人酒窝。
一番笑语，使得在座众人皆露出了欢愉的笑容。因此，万毅便赢得了“酒窝将军”这一雅号。
【延伸阅读三】
刘少奇公开批评彭德怀
文 / 刘 源
1942年9月底，父亲踏上了前往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以及太岳等地区的征程。
9月2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对华北地区的工作进行深入考察，并附上了相关材料。
父亲对华北地区了如指掌，经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他对整体形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予以了激励。然而，在肯定的同时，他也对彭总（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原书记杨尚昆已返回延安）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换言之，这里指的是兵力雄厚、民力强盛、军地资源充沛、群众基础坚实，然而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却不如许多地区显著；彭某过于侧重军队，忽视其他领域，且带有主观的自负情绪。
众人目睹刘被当众指责，彭却面带微笑，亲手为刘斟上一杯茶水。此情此景，令在座者无不感到惊讶。
彭总的脾气向来颇为火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敢直言不讳，甚至敢于斥责，然而鲜有人见到他在受到批评时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态度。
刘少奇与彭德怀，两位源自湖南的同乡，自青壮之时起，便勇往直前，直言不讳，意志坚定，执着不屈，既不掩饰内心的刚强，亦力挺弱小，外表看似冷漠，内心却似烈火般燃烧。
按现代的说法，这兄弟俩情谊深厚，肝胆相照，彼此间的交流更加坦诚真挚，显得格外平易近人，随性自然。
彭对刘也时常失态，然而每次交锋，刘总能以严肃而理性的态度说服他，或是揭示彭的错误，有时仅需数语便让彭哑口无言，陷入沉默。因此，随着争吵的减少，彭也逐渐变得温顺，即便面对刘的严厉指责，他也逐渐化身为“好脾气”。
除了刘之外，高岗亦然，其言辞犀利，堪称“粗口连珠”，无论何时何地，见面便骂，骂完又笑，笑中仍带着骂，赞不绝口之际，亦不忘夹杂几句嘲讽，彭对此唯有报以微笑，无奈地表示“无话可说”。
相传，彭总曾对“高麻子”出言不逊，高麻子随即以一句回击，彭总竟被逗得开怀大笑。此后，他常以此自嘲，称自己的坏脾气为“高山之巅倒马桶，恶名远播”。
在党内高层，此类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彭总却与这两位性格迥异者结为好友，此事竟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引人津津乐道。
1953 年5 月7日，刘少奇、王光美和彭德怀、浦安修在中南海瀛台散步
追溯行伍间的缘分，彭伯伯投身湘军的那一年，父亲亦正值高中讲武堂，同年入伍。彭伯伯于1922年踏入湖南讲武堂，而刘先生则比他早六年，是那位堂堂的学长。
在长征期间，刘与彭曾共同共事数月，随后便在游击战争的策略上产生了分歧，不时发生争执。
鉴于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同驻一地，战友间的情谊深厚，携手共进，配合默契。一方严谨、稳重、睿智，另一方则严厉、激昂、敏捷。
杨尚昆叔叔回忆起一次偶然的造访，那时父亲对彭伯伯的批评显得过于严厉与苛刻，甚至直言不公。两位湖南籍的长者，情绪激昂，争执间竟不慎碰击了桌沿。
我听闻众多涉事的老人们如此描述：在刘的批评之后，彭展现出顽强的意志，全身心投入到了地方党政工作中，犹如投身于一场硬仗，奋力拼搏，锐意进取。他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细心聆听各方声音，并在民主讨论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彭总的性情依旧，但工作态度和手段却发生了显著转变。在强将的麾下，原本就鲜有弱兵，加之彭总内心憋着一股劲，正如杨尚昆所感同身受、齐心协力一般，他推动各项工作，屡屡传来捷报！
恰如孔老夫子所言：“有过则改，人皆敬仰之！”
我思量之下，或许父亲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严厉，但毕竟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成效显著！
后人戏言，父亲系以“激将法”激发老帅之斗志。然据我之见，此说未必属实。
刘少奇始终坚信，“人无完人，谁能无过？”在同志之间进行相互批评，正是党的自我审视，犹如党在自我剖析。我们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与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显著特征。对于他人的过失表示欢迎，并能在犯错后及时改正，这是最为可贵的品质！
据我外公所述，日本曾有一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拟为刘邦（非刘备）、曹操；刘少奇则被誉为“小诸葛”。彭德怀则被尊为“猛张飞”。彭敬重刘，以修养为楷模，雄才大略却谨慎行事，遇事总先寻求商议之道；而刘对彭亦怀有深厚的敬意，他赤胆忠心，战功赫赫，英雄气概与众不同，让人无不牵挂关心。
总而言之，他们如同同志般坦诚相待，毫无保留地表达心声，彼此间和谐共处，却又各自独立。
在出兵朝鲜之际，毛主席与彭总的会面简短而迅速，然而刘帅与彭总却于繁忙之中抽出闲暇，频繁地长谈，几乎未曾隔日。
彭自归国以来，便与刘、朱、杨同住中南海，如同昔日八路军总部与北方局时期那般，常在一处饭厅共进餐食，若是情之所至，每日可多次相遇。
在“高饶事件”的风波中，人们忧虑“彭大将军”或将挥剑挺立，毛泽东亲自派遣人传话进行警示，而刘少奇则显得从容不迫。
1955年9月27日夜晚，于中南海怀仁堂的后庭，刘少奇亲自主持了一场隆重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与授勋的酒会。在酒会上，刘少奇（位于右侧）向彭德怀元帅举杯祝酒。
1959年，当我登上庐山之巅时，我与列车同行，同乘一辇，相互倾诉衷肠。母亲曾回忆起，在旅途中，彭总尽管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有时也流露出些情绪，但总体而言，他显得相当自制。而父亲则多次提醒彭帅，不宜过多发言。
毛主席命父亲主持批判大会，刘氏竭力遏制喧嚣之声，甚至语气严苛地喝令彭氏停止粗鲁言行。
三十年如瞬息，朱老总随口道：谁能料想，昔日我们曾在同一口锅中共餐。至今让人心碎！
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后的一段日子里，父亲频繁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交流，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在位于中南海的西楼饭厅，我无意中低头瞥见，侧耳偷听，仿佛那幕场景就在昨日重现。
论及彭德怀与其关系最为融洽、最为正当者，我坚信非我父亲莫属。
然而，有一个前提不容忽视，即便从本书的内容来看，诸位亦会赞同：在坚持维护整体利益、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等基本准则之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交往之深厚、关系之密切，实乃党内无人能及，即便是毛泽东与彭德怀、刘少奇与彭德怀之间的关系，亦难以望其项背。
今日，毛伯伯、彭伯伯以及我父亲，这三位湖南的资深长者，均已悠然长逝，于天际间安息，唤之千遍亦无回应。我所提及的这些往事，如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清晰可辨，永载史册。人生如白驹过隙，悔恨之情与日俱增，然而“休言万事转头空”的道理，却始终铭记于心。
——源自《梦回万里：卫黄保华——回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作者刘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责任编审：朱自奋。初载于《文汇》
【延伸阅读四】
田家英愤慨地指出：在庐山会议上，李XX等极左分子竟在毛主席面前大肆煽风点火。
来源：凤凰网
作者：曾自
遵照毛泽东的倡议，中央各部党组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均由第一把手亲自领导，陆续成立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亦相继成立了各自的读书小组。
毛泽东同志的读书小组中，包括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以及我的父亲田家英。
陈伯达与田家英当时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职务；胡绳同志则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红旗》杂志的副主编；邓力群同志则是《红旗》杂志的常务编委。这四位均被誉为党内杰出的才子。
提及此事，我的母亲与胡老一同回忆起那场在读书活动之前不久才闭幕的庐山会议。母亲感慨道：
在会议筹备阶段，家英、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同仁在起草《会议纪要》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言辞颇为犀利。随后，在彭德怀上书之后，他们亦表示出同情与支持。然而，进入会议尾声，他们因立场坚定而被主席批评为“动摇派”，并被归入“与右派仅一步之遥”的行列。
彼时，他们几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乔木与陈伯达尤为显著。
家英心中不仅承受着压力，更涌动着激愤之情。她坚信，会议从批判“左”倾转向指责“右”倾，实乃李井泉、柯庆施等少数思想“极左”分子在主席面前挑拨离间所致。
最终，主席亲自出马，向秀才们发放了免战令，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与宽恕。
然而，随着庐山会议的召开，政治的错综复杂与暗流涌动，让家英的内心笼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
他告诉我，投身政治领域实属险途，他对自己能力不足而深感悲哀，同时也为党内错失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而心生遗憾。
“一餐美食，滋味甚佳，然而心中却充满了愧意，对那千家万户的百姓而言，此情此景尤为感同身受。”这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然而，恰在年底时分，主席再次邀请家英参与读书活动。家英心中喜悦与激动不已，深感主席对他的信任依旧，得以再次展露才华，投身于各种事务之中。
胡老说：
毛主席曾在庐山会议上提及“秀才是我们的人”这一著名论断。在杭州的读书活动中，主席特地邀请了英和陈伯达两位同志，此举进一步彰显了主席对他们的宽恕。乔木同志在庐山会议之后因病休养，若非如此，他必然会在此次读书会上与我们一同交流。
附带一提，在1958年11月9日的信中，毛主席所指的“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很可能是指的陈伯达。
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陈伯达提出废止商品流通，并主张立即废除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全面实行全民所有制。这一主张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指责。然而，即便如此，毛主席仍将他召回，一同研读典籍。
在那段时光里，毛主席便居住于杭州的汪庄别墅之中。每日午后，他便会乘坐车辆前往南屏，参加那里的读书会。而这些读书活动，大多数都是在杭州南屏的丁家山举行的。
丁家山，一座并不高耸的小山，其上分布着几间民居。相传，康有为曾在此安顿过一段时日。
毛主席似乎格外偏爱这片地方，对丁家山的住所情有独钟，时常驻足其中阅读。有时，众人见他在山上稍作歇息，坐下片刻便悠然下山，前往游泳池继续他的阅读。
每日的阅读时光通常自下午四时起，直至八时有余，随后在八点半分享用晚餐。
用餐多在游泳池畔进行，主席精心准备了简朴的晚餐，与大家共进同乐。
独在12月30日这一天，自下午6时起直至10时，我沉浸在阅读之中，连续四个小时未曾间断，总计翻阅了二十页，堪称当之无愧的阅读高峰日。
12月26日，正值主席诞辰，然而读书会并未因此休止，下午仍旧如常继续阅读。
今日晚宴非同寻常，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地为主席安排了两桌丰盛的佳肴。
在那日共餐的行列中，除了四位才子之外，亦有幸有主席的得力助手林克先生，以及江华同志及其尊贵的夫人吴仲廉女士一同参与。
随着晚宴的序幕缓缓拉开，毛主席展出了他最近挥毫泼墨的两首佳作，这些诗篇已被精心印制成了小册子，他分赠给在座的每一位，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两首诗是：
七律《读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
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七律《改鲁迅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附鲁迅诗：
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妇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此处需作一说明，1959年11月至12月间，毛泽东先生创作了四首题为“读报诗”的七律，此类诗作属于近体诗范畴，其主旨在于对修正主义进行批判。遗憾的是，这四首“读报诗”均未曾公之于众。
毛泽东，一位诗人，在面对中苏之间的论战以及国际间的种种分歧时，常以诗歌抒发己见。他读报之余，随感而发，所作诗作并非悉数欲公之于众，亦非全然以诗艺自居。
晚宴上的菜肴虽不甚丰盛，却滋味绝佳。在愉快的氛围中，主席屡次起身，热情邀请大家品尝佳肴，畅饮美酒，讲述各色笑话，分享天南海北的趣闻轶事。
在众人向主席举杯之际，他总是温馨地举起酒杯，笑容满面地说：“感谢，感谢！愿各位都身体健康。”这真是一场令人愉快的晚宴。
读书小组如何读书？
胡老忆述，当年我们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依照主席的提议，采取了“三人五人一组，分章节逐一深入讨论”的方式。我们边阅读边展开讨论，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和交流。
彼时，我们逐章逐节地阅读，围坐一堂，通常由田家英担任朗读，偶尔也由我执掌朗读之责。
每当阅读一段内容，众人便纷纷展开讨论，虽然毛主席的言论尤为引人注目，但他坚持要求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通常阅读量并不多，每日大约十几页左右。
在读书之际，秀才们自是乐于聆听主席的见解，并纷纷倾心将其记录下来。
但是大家也知道，毛主席在与他人交谈之际，若对方当众记录其言辞，常显不悦之情。
胡老说：
若我们数人齐聚一堂，他言谈间，众人纷纷低头记录，那定会招致他的责骂。
曾有一次，主席注意到我们正专注记录，便好奇地问道：“为何你们都不与我交谈，而是只专注于记录我的讲话？”
于是，我们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对策。邓力群独自坐在一旁记录，而我们则纷纷朗读，其中毛主席的发言占据了主导，间或我们也会插上几句。
彼时缺乏录音设备，毛主席的言辞颇丰，然亦无法尽数记录。
毛泽东后来所整理的关于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要点，系基于邓力群彼时的记录进行汇编而成。
1960年伊始，读书小组的成员们一同跟随毛主席前往上海，此举旨在参加即将召开的上海会议。
在上海，主席的居所便是那列火车。众人亦随行，曾一两次翻阅过，但自会议召开后便未再翻看。直至行至广州，方才完成了那最后几十页的阅读。
母亲向胡老提及，她注意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所主办的刊物《党的文献》中，连载了毛泽东同志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记录，共计六期，文字量高达五万字。
在交谈之中，我们探讨了诸多话题，包括世界观与方法论，民主革命的历程，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流通、积累与消费的复杂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议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此外，我们还对若干历史人物及其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评价，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
然而，鉴于这些内容均为主席在读书期间所穿插的言论，终究缺乏系统性。
作为此次读书活动的见证者，胡老如今回顾，当时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苏联观点有何见解？此次读书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瞬间又是什么？
胡老感慨地说：
面对“大跃进”带来的挫败，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忧虑。他深刻认识到，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尚显不足。
当时，我们视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在那个时代，全球范围内，仅苏联一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因此，我们格外珍视其经验之谈。
但给参加读书会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席在对待苏联经验时，展现出了严谨的分析与研究态度。
毛主席伊始便言，“我们必须摒弃各式各样的迷信，这其中便包括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在聆听主席的教诲时，我时常听闻他对苏联做法的精辟剖析：某些方面是正确的，某些方面则尚有不足，而另一些方面则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尤为重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以及经济建设相关的书籍。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堪称我们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初步探索与尝试。
主席在阅读之际，亦持续深思着所积累的经验，对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回望往昔，他所提出的问题中，不少至今仍显得极为精准。
譬如，我们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同样，轻工业亦不容忽视。他指出，苏联之所以在农业领域遭遇困境，正是因为对其关注不足；而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滞后，则是我国的一大缺陷，此乃不妥之举。显而易见，这些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
他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中同样存在着商品交换的现象，这一机制既无法亦不应被废止。同时，他强调了对价值规律的重视。如今审视这些观点，它们无疑展现出了其正确性。
当然，我们不应将毛主席当时的见解视为最终的定论，而应视其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进行的一次深入思考。这反映了他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火花。
伴随主席的阅读之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一再强调的观点：“若只聚焦于胜利，而忽视失败，想要真正认识规律，实属不易。”
他不止一次地重申：“欲识规律，必经实践之路。在取得成就、遭遇挑战与失败的过程中，唯有如此，我们的认识才能不断深化。” “唯有通过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方能逐步让自己的认识与规律相契合。”
这大概是“大跃进”的挫折和庐山会议之后给毛泽东带来的沉痛和反思吧。
在阅读过程中，毛主席亦对诸多关乎哲学范畴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犹记得家英翻阅至哲学篇章时，主席言道：
“哲学的本质在于为政治领域提供理论支撑，这一规律既适用于无产阶级哲学的演进，亦适用于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无论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抑或哪个国家的思想领域，都应致力于创新理论，创作新著，培育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家，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求。”
言道：“意识乃是现实的映照，同时亦对现实产生反作用。”“世间万物，无物可视为永恒。”
关于毛泽东阅读《政治经济学》的种种回忆，至此已尽数整理完毕，得以向老友们交待清楚。然而，凝视眼前这张旧照，我的思绪却始终难以平静。
岁月流转，照片中的面孔，如今多数已离我们远去。那其中，有我深爱的父亲，有那个青春年代，我们共同敬仰的领袖，还有我幼时唤作“伯伯”的几位熟悉身影。
昔日诸多行径，置于今日审视，或多显不切实际，或受诸多约束与局限。
然而，我仍愿提及，在那个岁月，有一群勇敢的个体，他们无畏苦难的挑战，敢于破除迷信的束缚，勇于承担起责任，为探寻中国繁荣富强的道路，坚持不懈地艰辛探寻。他们的精神，无疑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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