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业绩与世长存
——纪念贺龙同志逝世十周年
余秋里
贺龙同志逝世已经十周年了。
贺龙同志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群众领袖。毛泽东同志对贺龙同志有过高度评价，说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十年来，我们这些曾经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同志，时刻都感到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今天更是感到他照旧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他那坚强的党性，鼓舞我们进行新的长征。
党是第一生命
“我，贺龙，由一个贫农，一个旧军官，到一个光荣的革命者，完全是党和群众教育培养出来的。”
这是贺龙同志一九五一年说的话。这个自述高度概括了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发展过程。贺龙同志从小就经受压迫和剥削，因而远在他青少年时期，就不断同旧社会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寻求光明。一九一六年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运动，波及到湘鄂川黔边境。正在赶骡子运盐的贺龙同志，满怀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愤恨，发动同他一道运盐的苦力，用两把菜刀捣毁了芭茅溪盐局子，拉起民军的队伍，参加了讨袁护国之役。
袁世凯的帝制迷梦破灭了，但是，代替袁氏的却是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割据，贺龙同志对此十分愤懑。他在担任镇守使期间，捣毁过一块丧权辱国、有关教案的石碑，扣留过一只私运军火的日本轮船，指责他们助长了中国内乱。由此可见，他并不满意这个曾经为之奋斗的“民国”卫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他又寄希望于北伐革命，先后任北伐军的师长、军长。
正是这时，北伐军中的共产党组织派周逸群等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贺龙同志后来曾回忆说:“这是我第三次，也是真正的一次接近共产党。”他这样说，是因为一九二O年驻防桃源时，他就见到过一位叫作花汉如的留学生，听他谈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他那种扎根很深的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思想非常投合，他当时很想参加一个搞社会主义的党。但是，他到处探听的结果，只有国际上才有这样的党。现在，党派周逸群等同志来，说明中国也有这么一个党了，他是多么高兴啊!周逸群同志在部队中不断发展党员。有一天，一个营长跑去问贺龙同志，可不可以参加共产党?贺龙同志鼓励他说:“这好得很嘛!赶快参加。”
一九二七年，从湖南马日事变开始，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接着汪精卫暗中与之勾结，密谋宁汉合作反共。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种形势下，贺龙同志进一步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关头，他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处理部队中的反动分子，掩护被追捕的共产党人和农协会员。七月二十日，他又会同叶剑英、叶挺同志，在都阳湖一条小划子上商定，不去庐山参加汪精卫当时召集的会议。贺龙同志和叶挺同志分别率领各自的队伍，开赴南昌去了。
一到南昌，领导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便找贺龙同志谈话，贺龙同志当即表示:“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暴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七月三十日下午四时，贺龙同志召集干部开会进行动员。他宣布:“一、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的政府，打倒蒋介石。二、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三、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
就这样，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同志和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起义。值得提出的是，贺龙同志这时尽管还未入党，但实际上却己经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队伍交给了党!
贺龙同志入党，是在革命进一步遭到严重挫折之际;在瑞金由周恩来、周逸群同志介绍的。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了，我的脑袋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1”贺龙同志生前，每逢调整部队、调动工作，总是强调:“我们的部队是党的部队，一兵一卒都是党的，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党的1”还经常语重心长地提醒比较年轻的负责同志:“离开党中央，离开群众，我们这些人能干个什么呢!”
连续苦战的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贺龙同志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前往上海。中央原是要他去苏联学习的，他考虑后请求说:“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搞队伍吧!”接着，他又加以补充:“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嘛。”这是他总结自己长期搞武装斗争，特别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后来他回忆说:“还是枪杆子重要!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嘛。”得到了党的同意，他和周逸群、卢冬生同志等七个人，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四条手枪，分别转回湘鄂西去了。
贺龙同志回到家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家族中一位长辈责怪他不该放弃自己的“前程”，跟共产党走。贺龙同志响亮地回答道:“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个人的前程算得什么?我要的是民族国家、劳苦大众的前程！”他身穿蓝布短褂，足登草鞋，到处宣传、号召，很快建立了红军。在不断的战斗中，既有胜利，也有挫折，到了一九二八年冬，已经发展到三千多人的队伍，一下又只剩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条枪了。对这种几起几落的处境，贺龙同志并不怎么在意。但他也有苦恼:他派人到上海、长沙和宜昌找党的关系，可是一直没有接上头!一天，交通从宜昌带回周逸群同志的一封信。贺龙同志读罢，拍着大腿笑着说:“这下有办法了I”他一跃而起，满怀豪情地向卢冬生他们介绍了信的内容:这是党中央关于如何建设红军、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分配土地的指示。
由于贺龙同志和他的伙伴们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一支已不到一百人的革命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了红四军。红四军和红六军会合后，组成了红二军团，使苏区和红军都有了扩大。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反动派为了消灭这支革命力量，一面调重兵“围剿”，一面派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发觉后，立即报告湘那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枪决这个尖头政客时，贺龙同志站立在一块岩石上面，声调激越地向部队宣布:“他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接着又说:“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骗不了红军！”
这番大义凛然的讲话，凝结了贺龙同志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斗争的先锋
贺龙同志从一九三0年到一九三四年，对一度严重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英勇斗争，充分体现了他是多么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当那个“左”倾路线的代理人在军内、党内大搞肃反扩大化，用“改组派”一类罪名杀害大批革命干部时，贺龙同志不断与之进行斗争。但是，段德昌等许多忠诚的同志仍然被杀害了，连贺龙、关向应同志的警卫员也遭到逮捕。当时，贺龙同志从腰间掏出白朗宁手枪，叭一声扔在桌子上，对“左”倾路线的代表说:“你不是要收缴人们的枪枝吗?好，我这里还有一枝1”有一次，他为保护一批战友，赶到出事地点，满腔怒火地责问说:“你说他们是‘改组派’有什么根据?!”并且顺手指着警卫员朱邦达说:“朱娃子从小就参加革命，难道连这样的红小鬼都成了‘改组派’?这是胡搞啊I赶快给我通通放掉,;被他营救的三十多个同志，这时都感动得放声大哭。
贺龙同志还坚决抵制过王明路线代理人取消部队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构的错误行为。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共产党的军队，能没有党团组织吗?取消了党组织，谁来领导?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是中央肯定过的啊!”
一九三四年冬，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贺龙同志这时非常高兴。他说:“会师，会师，就是会见老师！”他要大家虚心学习六军团的经验，恢复党团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久，两个军团就接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指示，特别叫贺龙同志高兴的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件大事。
此后，红二、六军团在整整一年多期间，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之间的广阔地区，时而突入白区，时而进行侧击，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终于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一年之间，两个军团就由七千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长征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得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阴谋，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国焘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妄图从组织上迫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任弼时、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当即提出:“谁作报告?发生争论谁做结论?”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关向应、王震等同志以及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失败了。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会师，对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起着重要作用。北上红军于一九三六年秋胜利到达陕北。
从此，贺龙同志开始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了。
无畏的将帅
贺龙同志具有钢铁的意志，宏伟的胆略，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强敌面前，他总是巍然屹立，叱咤风云。
一九二七年，贺龙同志由上海转回湘西，途经武汉。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就在贴有捉拿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布告前面，这位已经剃了胡子，戴上眼镜，反动派必欲“捕获”的人物，却大步走过码头，主动掀开自己的皮大衣，对着哨兵喊“来检查，来检查”，机智地穿过了敌人严密的盘查。
贺龙同志在广大群众支持下，点燃湘鄂边的革命火炬的时候，桑植县大土匪陈策的部下陈黑，感到自己没奔头了，扬言要与贺龙决一死战。贺龙同志经过周密布置，挑个粪筐，只身闯入陈黑的指挥部，提了陈黑的枪，押着陈黑一道大摇大摆走出敌营。
贺龙同志还巧设计谋，深入虎穴，不发一枪，攻下利川汪家营，缴枪几十枝，消灭了团防头子“铁李拐”，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后来，在与武器精良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中，尽管有时队伍被打散了，但贺龙同志总是照旧骑上战马，擎着红旗，重新集合起队伍进行战斗。’
贺龙同志指挥作战，从不死守一城一地，不是大踏步撤退转移，就是迅猛进击，深入敌人心脏。每打一仗，又总有把握消灭敌人一股主力。他时常说:“咱们象下象棋，卒子过了河，要想办法啃掉几个敌人，不能叫敌人吃掉我们。”战斗中他都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有利的地形和战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委分会，指挥部队诱敌深入至永顺龙家寨，将三个旅的敌人消灭了大部分，俘虏两千余人，缴获一批枪枝弹药。会师后的首次大捷，开创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新局面。
一九三五年二月，敌人分六路向二、六军团进攻，将根据地的城镇全部占领了，形势十分险恶。当一路敌人孤军深入陈家河时，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全部歼灭了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这次战斗中，贺龙同志亲临前线指挥。在全歼陈耀汉旅的当天夜里，他又命令部队冒着滂沱大雨，跟踪追击，在桃子溪再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创造了三天打两个歼灭战的光辉战例，收复了桑植城，挽救了危局。
接着，贺龙同志又指挥部队大踏步转向湖北，包围恩施，围城打援，在中堡全部歼灭敌人一个旅和一个师部，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后来，又在板栗园伏击敌人，全歼敌八十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接着，又在芭蕉托击溃十个团的敌人，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的“围剿”，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任务，在红二方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贺龙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随着作战对象、时间、地域和武器装备的不同，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去指挥作战。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九月，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O师主力到达晋西北以后，遵照党中央以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导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贺龙同志亲自指挥所部挺进敌后，在雁门关、哼县地区截断敌人交通线，大大打击了敌人的锐气。一九三八年三月，正当我军在太原以北同蒲路上进行大破击的时候，大同敌寇后宫师团出动万余兵力进占我宁武、神法五寨、奇岚、河曲飞保德、偏关七县。贺龙同志闻讯后，早夜率部回师，冒着漫天大雪，两天强行军三百余里，赶回晋西北地区，浴血奋战二十余天，收复宁武等七县，使晋西北局势转危为安。
同年八月，又派一个支队挺进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奠定了建设晋绥根据地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初，一二O师挺进冀中。贺龙同志一再指示部队，要适应平原作战的特点，充分利用村沿和村落，把地形摸清，特别重视侦察工作。由于事先摸熟了敌情和地形，同敌人周旋时，贺龙同志指挥若定。在著名的齐会战斗中，他巧妙部署兵力，把敌人的精锐部队吉田大队，团团包围。在一片火光和子弹、炮弹的硝烟中，他却悠然自得地叼着烟斗，观看打球。但战斗到了紧急关头，他也会立刻奔往前沿阵地，而且连掩蔽所都不进。贺龙同志在齐会战斗中正是这样。敌人狗急跳墙，向我发射毒气弹的时候，他中了毒，仍继续指挥战斗。这场战斗消灭日军七百余人，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在冀中几个月的战斗中，歼灭日军四千九百余人，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的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和扩大部队的三项任务。
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阎锡山与日寇勾结，阴谋消灭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奋起反击，把阎锡山顽固军赶出晋西北。这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主力，配合晋察冀部队打了陈庄歼灭战之后，迅速返回晋西北，稳定了局势，并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劳武结合，坚决贯彻“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晋绥边区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解放战争中，贺龙同志指挥部队解放晋北、绥蒙大片地区后，又率部向西北、西南挺进。解放大西南时，贺龙同志率领十八兵团租第七军，遵循党中央“先慢后快”的指导方针，翻越秦岭、巴山，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在四川西北地区以极小的代价歼敌近八万，使残敌迅速土崩瓦解，为解放大西南树立了卓越功绩。
国家的栋梁
西南解放以后，贺龙同志在西南局领导下，为改造起义、投诚和俘虏的九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做了大量工作。他严格按照党的统战政策，亲自接见起义官兵，访问起义将领，同各界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清匪反霸斗争中，贺龙同志亲自部署战斗，结合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斗争，迅速剿灭国民党军队的残部，稳定了大西南，支援了进军西藏。
贺龙同志历来把党的利益看作第一生命，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战斗。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开始创建工人阶级自己的体育队伍。这支队伍谁当总指挥呢?党中央、毛主席选中了贺龙同志。
中央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当时有的同志很不理解:贺老总去管打球，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贺龙同志可有他自己的想法: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我们有责任把它甩掉!
在领导国家体委工作期间，贺龙同志贯彻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在全国深入开展体育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建设体育队伍。他提出“打出风格，打出水平”的口号，培养我国独特的打法，使体育队伍迅速成长起来。我国乒乓球队在二十六届世界锦标赛时，获得男子团体、男女单打三项世界冠军。这是我国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荣誉。儿年后，我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八届世界锦标赛中荣获五项世界冠军，毛主席向贺龙同志祝贺说:“你们又打了一次胜仗！”现在，体育运动已经普及全国，“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根本上被甩掉了!
一九六O年以后，有段时间，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委托贺龙同志主持军委的工作。他一接受军委工作，就着重指出，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掌握毛主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不能光学“老三篇”。这是针对林彪谈的，因为林彪当时大肆鼓吹熟读“老三篇”就行了。林彪贬低党的领导作用，破坏军队建设，贺龙同志进行了抵制。一九六二年，贺龙同志写信给去福建的一师的同志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拚死拚活的，要想使军队工作能够过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他十分强调要把连队党支部建设成团结战斗的堡垒。为了加强战备，贺龙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罗瑞卿同志积极组织领导了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的全军大练兵运动，要求部队苦练、巧练，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熟练掌握新技术，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加强基地建设，是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贺龙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战略后方建设基地调查研究。一九六六年三月，他抱病带着工作人员奔向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走进人迹稀少的原始森林。在宏伟的建设工地上，他到处与工人、战士亲切交谈，不顾同志们的阻拦，迈步走进正在施工的隧道，视察安全措施是否合格。他兴致冲冲地说:“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项关系重大的工程，我亲自看过了，回去开会就有些发言权了。”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贺龙同志先后访间过十多个国家，协助周总理和陈毅同志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高尚的风格
贺龙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大公无私，具有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处处顾全大局，先人后己，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会上，林彪提出八路军一兵不留，全部开赴前线，以表示对国共合作的忠诚。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没有家啊l贺龙同志当即提出，从一二0师仅有的四个团中抽出一个团又一个营，参加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一九三七年九月，贺龙同志率领主力来到贫瘠的晋西北。他满怀激情地对干部战士说，晋西北虽然条件最差，但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卫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有段时间，晋绥边区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衣穿，军队每人每天仅吃七两黑豆，还要勒紧裤腰带打仗生产。贺龙同志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织布纺线，艰苦创业，不但逐步达到自给，还不断抽调大批物资支援延安。他多次说过:“党中央是我们的脑袋，我们有责任保卫它!”
贺龙同志一贯尊重党中央，也很关心兄弟部队，只要对革命有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卓资山一仗，我军缴获了好多转盘机枪。贺龙同志指示，要把缴获的转盘机枪送给兄弟部队，还一定要挑好的。有些同志想不通，他就耐心教育大家:“要讲风格啊!打仗不是靠那一家嘛。”“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是他在这类情况下常说的话。
贺龙同志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宽厚亲切。不分老干部和新干部、本军干部和外来干部，他都一视同仁。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总是鼓励进步，给以力量和信心。二、六军团会师后，他对六军团派到二军团的四百多名干部，委以重任，给予高度信赖。对过去错误处理的干部，一经搞清楚了，他就纠正，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
贺龙同志有坚强的群众观念，对群众无比热爱。他经常教育广大指战员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定要取得人民拥护，不能让人民害怕”。他还说过:“我们都是庄稼人，行军走路，脚板要长眼睛，不能踩坏群众一棵苗”，“共产党不能忘记了人民，忘记了人民就是忘本!”
贺龙同志对战士体贴入微。他经常到连队食堂去，品尝饭莱的咸淡;行军路上，他的马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晚上宿营，他常常查间战士“洗脚了没有”;战场上，他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把负伤的战士扶下火线。连缝补战士衣服他也想到了，要求在袖子、肩膀和膝盖对缝的地方，“每寸缝上二十针”。战士们说:“贺老总真是我们的好领导!”
贺龙同志严守党的纪律，在党的生活中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在一次战斗中，警卫员小唐冒着炮火，保护贺龙同志，抱着他滚到小沟里。贺龙同志误会是敌人扑上来了，就扭身把小唐打了两拳。为这件事，他要求开党小组会，并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三大纪律谁都得遵守!”
贺龙同志的亲密战友关向应同志，对贺龙同志的高尚品德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有办法，而且每当艰苦危险的时候，他也最乐观，最守纪律，最关心别人。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对党最忠诚，浑身闪耀着党性的光辉!
忠诚的战士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一九六六年九月，林彪语带威胁地向贺龙同志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同志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共产党人，支持谁，反对谁，你难道还不清楚?”贺龙同志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起便失去自由，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受尽了种种折磨。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贺龙同志经常关心的不是他个人的安危，而是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掀起的反革命夺权黑风刮遍全国，在一片“揪斗”、“打倒”的叫嚣声中，贺龙同志常常为许多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老战友、老干部的遭遇忧心如焚。他对薛明同志说:“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有一夜，贺龙同志通宵不眠。到了次晨，薛明同志发现他的枕巾被泪水湿了一片。一连几天，他有时在室内踱步，有时站立窗前沉思，有时又自言自语般抗争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南征北战，是没功吗?他们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他还愤恨不平地对薛明同志说:“看见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他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加察觉其中有鬼，忍不住愤愚地说:“讲他们搞‘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有一次，他听一个看守的战士说，又有几个部队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他叹了口气说:“都成了‘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想把老一代都换掉啊!”随后，他又向薛明同志谈起朱老总、陈帅、叶帅、徐帅、聂帅几位老帅的功绩，最后说:“这些开国元勋、这么多领导干部，如果都被打倒，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他还赞扬邓小平同志说:“对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政治水平高，处理问题果断利落，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法跟他划清界线啊1”而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好多时候他总是感情激动，声调硬咽，深为老同志的处境担忧，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国家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以及有关他曾经视察过的建设工地、海防哨所、连队宿舍，乃至运动员的训练场地，都是贺龙同志在失去自由的两年半中，经常向薛明同志谈论到的话题。
他曾经无限怀念地说:“要是再去看看那些地方，看看那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啊!”建军四十周年那天，他更以少有的激情，向薛明同志大讲我党建军的历史，最后豪迈地说:“这样的军队太可贵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仗，咱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一把力!”贺龙同志还充满自信地断言:“这样的军队，有人想用来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结果一定倒霉!”验之事实，这些最有分量的话已经成为科学预言!
贺龙同志在失去自由的年月里，他察觉到极“左”路线在党内出现，想起了在洪湖苏区身经目击的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在一段时间内，他反复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思考、回忆，由他口述，薛明同志记录，写了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
贺龙同志写这份洪湖苏区肃反扩大化报告的苦心，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求全党按照毛主席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办事，按照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指示办事: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应该以团结教育为主。在回忆、思考这份报告期间，他多次说:“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对待，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呀!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教训讲清楚!”
这份报告写成后，他就托人带给周总理并转交党中央。但是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就切断了周总理同贺龙同志间的联系。而且，问题并未就此结束，还在发展。一天，林彪、四偁帮一伙忽然派人送来一信，要贺龙同志交待历史上与熊贡卿“谈判”的所谓“罪行”。他看完信就往桌子上一摔，骂道:“撞他妈的鬼啊!人都叫我枪毙了嘛，这是栽赃!完全是栽赃I”他怒火中烧，整整一天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又忽然站定，大声说:“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
敬爱的贺龙同志，你说准了，人民了解您，全党全军都了解您！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在中央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您的入党介绍人、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句读着悼词，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您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品质，作出了高度赞扬和正确评价。我们永远怀念您，要学习您的高贵的革命精神，在新的长征中，勇往直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一九七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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