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上级将警卫司令员周纯麟叫到了上海火车站，肖永银随即连续发布了两条指令。
图片 | 周纯麟提供
一大早，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必须让你们的司令亲自来接电话！”当时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说话时显得非常急切。
很快，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由远及近地说：“我来了。”时任上警司令员的周纯麟接起了电话。
旁边的工作人员认为那是肖副司令员的东西。
周纯麟拿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连声“嗯嗯”答应着。挂了电话后，他马上安排调车，打算去上海火车站。忽然，他又补了一句：“别派好车来接，找辆破吉普车就行！”
周纯麟在等车的时候，回想起刚才肖副司令员讲话时的急切和坚定，还有前几天几次短暂的电话交谈。周纯麟觉得这次见肖副司令员，肯定有重要的任务要执行。
周纯麟被调往上海警备区担任重要职务。
1970年5月底，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司令专门找周纯麟谈了话。谈话内容很直接：因为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比较紧张，需要一个人去稳定局面。经过组织讨论，觉得你比较合适。
周纯麟当时没直接给出答复，因为他心里有几个顾虑。
他做了20多年的炮兵，业务精通，领导也配合得非常好。他对炮兵很有感情，舍不得离开。
其次，他自从入伍后就一直在部队工作，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要去上海警备区处理地方事务，他担心自己干不来。
最后，他听说许世友司令员和张春桥有矛盾，怕自己夹在中间处理不好。
许世友见周纯麟不说话，就让他回去好好想想。
半个月后，许世友和周贯五副政委再次与周纯麟交谈，并直接拿出了中央军委给周纯麟的任命书。
周贯五图
周纯麟当时的情绪很激动，连着说了两遍“干不了”！这种反常的反应，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许世友一听这话，脾气也上来了，严肃地说道：“你不去？谁去？那你得给我推荐个人。”
周纯麟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候，周副政委站出来劝说，说你这次去上海，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周总理希望南京军区推荐一个有能力、身体好、能镇得住局面的领导去上海。军区开会商量后，就上报了你。中央看了报告后，批示同意了。
周纯麟与之前的几位有所不同，他担任的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上警司令员的职务。
图 | 纯麟周
周纯麟不再说话，立刻向军区的两位首长表示，自己会服从命令去上海。
事情敲定后，许世友笑呵呵地说：“走，吃饭去！”接着，大家一起来到军区干部食堂，这顿饭也是为了给周纯麟送行。
饭桌上，许世友和周贯五分别向周纯麟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告诉他到了军区后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如何调配领导班子。周纯麟总结了一下，就是要把机关、部队和警察的工作做好，不能落后。
6月下旬，周纯麟到任上警。
周纯麟当选“试试看的书记”
1971年年初，上海市委举行了一次党代会。在选择书记和常委成员时，大家意见不一。
周纯麟刚到上海时，王维国就把他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王维国在当时上海很有影响力，连张春桥这样的人都会给他一些面子。他对周纯麟的到来并不在意。
王维国心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书记了。张春桥也觉得王维国是当书记的最佳人选，但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表露这种想法。
在准备会上，张春桥说：
“还是让警备区的周纯麟担任书记吧。首先，一直以来都是陆军代表参加市委的工作；其次，其他省、市也是陆军担任代表；要是上海市委不考虑警备区，别人可能会说我们不妥当。当然，周纯麟刚到上海不久，可以先试试看，如果不行，以后再调整。”
周纯麟就这样成了一个“试一试”的上海市委书记。
书记的人选已经定了下来，市委常委周纯麟打算让老朋友刘耀宗来担任这个职位，但张春桥等人不同意，他们坚持要让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来担任。
后来，在工作里，周纯麟渐渐觉得这位书记有名无实。上海的大事他插不上手，反而一些琐碎的小事都得他来处理。
正当周纯麟感到困惑时，突然收到了肖永银的一通紧急电话。在上海火车站见面后，这件事让他大吃一惊！
周纯麟建议在“锦江饭店”进行抓捕行动
1971年9月13日那天晚上，许世友和肖永银在中山陵8号待了一整夜，等着上面的通知。第二天，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让许世友去一趟北京。
出发前，许世友叮嘱肖永银，要密切关注作战部的情况。如果有什么变动，要马上告诉他。
许世友这次去北京不久后就回到了南京。在此之前，肖永银已经迅速做好了安排，把人马放在关键位置等待命令。
图 | 摄影师肖永银
这次许世友回来了，带回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深夜时分，他通过电话命令肖永银前往中山陵8号。
见面之后，许世友简单地布置了任务：
主席说我们要把“三国四方”的人抓起来。你可以带谁就带谁，立刻出发！首先要去上海，把王维国抓回来。然后再到杭州，把陈励耘抓回来。
肖永银接到了命令，就开始安排起来。在他看来，这 definitely 是一场大仗！
为了确保安全，不让别人起疑，肖永银迅速行动，只带了五个人：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保卫科长、保卫干事以及他的秘书和一名警卫员。几分钟后，一辆旧吉普车载着他们，驶向了南京火车站。
从南京前往上海，肖永银到了目的地后，立刻给警备司令部打了电话，并让周纯麟来接。
见面后，没来得及打招呼，肖永银就发了两条命令：
你马上调两个师过来，控制住上海的重要通道，不让第四空军建立通行。
二、马上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控制住延安饭店的最高位置，如果遭到攻击，必须至少坚持四个小时。
王维国是空四军的政治委员。
周纯麟听了之后，立刻绷紧了神经，只应了一声“是！”
因为周纯麟是开一辆旧吉普车出行的，所以当它驶过热闹的市区街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关于这次捉拿王维国的地方，王洪文希望在市委办公室动手，但周纯麟反对。因为那时市委办公室的保安都归王维国管，周纯麟不清楚具体情况，所以担心这样做没十足的把握。
于是，周纯麟建议在锦江饭店行动，因为当时锦江饭店的保安是由警备区负责的，这让周纯麟心里有底。最终，在周纯麟的坚持下，王洪文才同意在锦江饭店进行抓捕。
肖永银很快给王洪文打电话，确定抓捕地点。王洪文就按照周纯麟的建议，选择了锦江饭店。
从外面看，锦江饭店和平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员亲自带领一个营，在饭店内布置了严密的监视。他们监控着所有的进出口，每一层楼的通道和楼口。
周纯麟把指挥部设在7楼，随时准备接收最新信息并做出指示。而在10楼上，正举行着一场秘密会议，参会者包括肖永银、王洪文等人。
肖永银摊开地图后，他说道：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蛇自己出来。最好不用周纯麟的上警和士兵，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具体方法，由王洪文电邀王维国来。
王维国对此完全不知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王洪文亲自打来的，让他去锦江饭店，接收中央的指示。
王维国走了，身边跟着秘书和四名持枪的警卫员。到了门口后，按照周纯麟的指示，门口的警卫拦下了王维国的秘书、警卫员和驾驶员，只让王维国一个人进去。
王维国刚进去，就被控制住了。刚送走王维国，正准备去杭州抓陈励耘，肖永银就接到了许世友的电话。
许世友劝道：“你别去杭州了，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为了确保安全，他建议肖永银想办法把陈励耘调到上海。
挂完电话，肖永银对王洪文说：“怎么样了？咱们还是用以前的办法，把陈励耘‘请’过来吧。”
陈励耘是第二书记，可能会泄露计划。于是肖永银提议，把第一第一书记南萍（当时是20军政委）也叫来。
王洪文马上打了电话，说：“南萍同志，你好吗？中央有个通知，希望你和陈励耘同志尽快过来。对，是马上过来，路上别耽误时间。”
安排妥当后，肖永银又联系了周纯麟，让他做好上警部队执行任务战士们的工作，不让他们暴露目标。
根据之前制定的计划，抓捕陈励耘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
据周纯麟回忆，
天色已晚，陈励耘还没到锦江饭店，我心里很着急，怕路上出了什么问题。大概八点多的时候，他终于来了，我这才放心。原来因为下雨，他的车陷进了路边的沟里，坏了，所以耽误了时间。陈励耘和王维国一样，都是从北门进来，后来从西南门被带走的。
周总理让吴阶平医生给周纯麟看病。
1971年10月，周总理计划陪同埃塞俄比亚的皇帝访问上海。在这期间，作为上警司令员的周纯麟需要去汇报工作，并听取周总理的指示。
这时候，周纯麟还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汇报了抓到陈励耘等人的详细情况。会议结束后，邓颖超找到了周纯麟，几乎是用请求的语气说，周总理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太累了，这次去上海，你得想办法让他休息一下。
邓颖超说道，你不用请示任何事情，也无需汇报上海的情况。周纯麟听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在锦江饭店，周总理会见了周纯麟。周纯麟转达了邓颖超的叮嘱，总理微微一笑，说自己还有力气工作。实际上，总理只休息了短短几个小时。
在聊天中，周总理关心地询问周纯麟的身体状况。当时，周纯麟身体上有一个囊肿，需要通过手术取出。
因为要配合抓捕任务，手术就被推迟了。医院多次催促他尽快入院，担心会影响治疗。周总理在听取了周纯麟的情况汇报后，马上要求他立即进行手术，并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确保手术顺利；第二，注意个人安全；第三，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及时汇报。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犯了错误，导致周纯麟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周总理得知后，特意从北京派来了中央保健组的吴阶平专家，给他做了检查和治疗。
见面后，吴阶平开口就说：“周司令，总理让我来看看你，问候你，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吧！”
周纯麟听了，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停地说道：“谢谢总理，谢谢你们。”
周总理不仅关心周纯麟的身体，还非常在意他的政治前途。在一次大会上，周总理讨论如何确定地方和军队的代表名额，特别提到了鲁瑞林和周纯麟。
周总理提出，周纯麟虽然在地方工作，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部队，因此，他应该被算作军队代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周纯麟主要负责部队事务，同时也会参与一些地方工作。
周纯麟从上海警备区回到了南京军区。
1973年的夏天，邓小平带着外国客人去了上海。客人离开后，邓小平打算在上海逛一逛，于是他请周纯麟一起陪同。
周纯麟非常高兴，带着邓小平去了一些单位看看工作。在这期间，有一位喜欢拍照片的叔叔用他的相机拍下了周纯麟陪同邓小平视察的场景。1974年，周纯麟收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我相信小平同志，相信您。”
同年11月，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访问上海。期间，邓颖超特意去看望了周纯麟的家人，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这张照片里，周纯麟和家人一起合影，记录了他们幸福的瞬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纯麟在上海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受到了张春桥的冷落和排斥。于是，他向南京军区提交了报告，并向总政治部的李德生主任提出了请求，希望能调离上海警备区。
之后，周纯麟的调动报告被王洪文看到了，他对周纯麟说：“在上海工作，条件这么好，你竟然不愿意去！我看你是只相信某个人。”周纯麟心里明白，这里的某个人指的是许世友。
对此，周纯麟也不怎么反对。为了保持与他们的距离，他没有去“康办”工作。市委有什么活动，他也是找借口说警备区工作忙，身体不好而不参加。在市委，周纯麟参加的活动大多是外事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关系到国家的威望和声誉。
1978年秋天，周纯麟被调回南京军区工作。临走之前，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和同事们为他送行。周纯麟非常激动，因为他在上海工作了8年之久，他自己说过，那段时间像是打了8年的仗一样。
周纯麟果然没有让党和人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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